许德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
许德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
何岚
内容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贯穿于整个20世纪上半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推动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此外，诸多爱国、进步的中国人与民主党派，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九三前辈及抗战结束之际成立的九三学社，也曾参与其中，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作出了贡献。本文试由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许德珩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史实着手，分析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作出的贡献。
关键词：许德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早期进程 参与 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贯穿于整个20世纪上半期，以毛泽东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主导力量，毛泽东思想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理论硕果。不过，广义来看，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又绝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许多爱国、进步人士，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以张西曼、许德珩为代表的九三前辈以及抗战结束之际成立的九三学社，也曾参与其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作出了贡献。以下本文即以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许德珩为例，阐述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参与，旨在说明九三前辈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所作出的的历史贡献，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以及九三学社与中共同心同行的历史传统。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概说
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分期与基本演进，是我们了解许德珩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一个必要前提。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演进来看，其又包括序幕的拉开与进程演进两个阶段，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两者之间的分界。在序幕拉开的阶段，理论层面以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传播为主要内容，实践层面则以五四运动最为重要，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干部条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之道，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序幕拉开阶段的许德珩，以反对满清卖国政府，救亡图存的主题为时代条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校际环境为地域条件，以其在法国对于社会学理论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学习与思考为理论条件，以其对于旧、新民主革命转型期革命实践的积极参与，以及由早年受康、梁思想影响到他在法国期间，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观条件，已经充分做好了其后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准备。
在进程演进阶段，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演至阶段性硕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为标志，其推演的曲折进程与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选择过程成互动之势。
在进程演进之初，中共“二大”于1922年通过以反帝反封建，建立民主共和国为主要内容的民主革命纲领，二大纲领对于中国国情的正确认知，使之实际成为中共主导之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早期进程的正式开始。1924年，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包括九三前辈张西曼、苏俄及共产国际的推动、帮助下，召开有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参加的国民党“一大”，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因与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精神一致，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以此为背景，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由此展开。可见，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正是实践层面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早期进程的开始。九三前辈许德珩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正是由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开始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正式启动之后，从理论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节奏明显加快、加强，并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特色；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在其深入传播的过程中，进一步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回应并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所提出的时代课题，逐渐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至1945年春，抗日战争行将胜利的时刻，中共七大党章已经明确地将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许德珩作为一位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浸润极深，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融会贯通的专业学者、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与杰出的爱国者、一位至始至终与中共志同道合、密切合作，并且自觉接受中共领导的民主人士，其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动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始终，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演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至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之际，许德珩与潘菽、梁希等人，在毛泽东的直接鼓励之下，成立九三学社，从此，在中共领导之下，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踏上了为解放全中国，争取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并进而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的道路。
二、许德珩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
第一，许德珩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著述，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文本形式的中国化。文本形式的中国化，其主要路径是以民族语言翻译马克思主义著述的西方文本，从而扩大马克思主义著述在中国的受众范围。1928-1932年间，许德珩在教书之余，先后翻译出版了拉法格的《家族进化论》、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和《共产主义之路与工农联合》、马克思的《哲学之贫困》等书，这些译著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潮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以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一书为例，布哈林此书写成于1921年年底。出版以后，世界上有近二十种文字的译本，在我国，解放前的中译本也有四、五种之多，而1929年12月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的由许德珩（冠以“楚生”的笔名）翻译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则是其中最早，也是业界公认为最好的译本，迄至1932年再版达七次，该书在当时流传之广，由此可见一斑。许德珩的翻译，使布哈林的著作为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接受并加以传播，三十年代，瞿秋白、李达、王亚南等均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名日“唯物史观的社会学”、“现代社会学”)的论著陆续问世。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从接受唯物史观开始，而许德珩作为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无疑在其中又扮演了的领军的角色。
再以卡尔•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为例，该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的第一次公开阐发。戊戌维新时期，国人通过日本学者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一书的中译本，第一次由汉语知道《哲学的贫困》一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潮流中，李大钊于1919年、陈独秀于1922年，曾先后分别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及《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两篇文章，在李大钊的文章中，《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的“手推磨”和“蒸汽磨”那段经典论述被直接引用，而陈独秀的文章则提及《哲学的贫困》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阐述，通过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与陈独秀的介绍，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内容。2、30年代之交，中国先后出现了李铁声、杜竹君、程始仁等人关于《哲学的贫困》的译作，但也仅限于片段的一些摘译。1932年北平东亚书局出版了由许德珩翻译的《哲学之贫乏》，这一版本是当时国人所能读到的最为完善的译本。在这之后，对于包括《哲学之贫困》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系统译介，已经是由延安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所为，并且，时间上已经进入到建国前后。不难看出，《哲学的贫困》一书在中国的传播演进中，许德珩版的《哲学的贫困》在其中扮演着承前启后的角色，由此亦可见许德珩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所占有的前沿地位，而马克思主义的广为传播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演进的必要前提。
许德珩的上述译著，堪称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的力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欢迎，它同当时史学界、经济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潮流一道，汇合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影响了一代进步青年，使他们积极地投身于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投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第二，许德珩通过写作《社会学讲话》一书，以民族化、大众化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表现为文本内容的民族化与大众化。文本内容的民族化与大众化，其主要路径之一，是在作者理解并融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所进行的本民族通俗语言的表述。相对于前述的文本翻译，对于作者提出了更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要求。既熟谙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各派社会学说，也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学说有着极深造诣的许德珩，自然成为最有能力担当此类角色的人物之一。许德珩在这一领域的力作，当推其于1936年出版的《社会学讲话》一书。该书是许德珩在多年执教高校，讲授社会主义史和唯物辩证法的讲稿基础上，参考依据了百余种中外文版的马列著作及其他参考书籍，加以整理、润色，而后出版的。其体例完整、见解精辟，反映了许德珩的学识广博与治学的严谨，以及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许德珩使用简便通俗的民族化语言来表述深奥的西方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中国人能够接受的具体、形象的事例来诠释一些晦涩、难以理解的定义与概念，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变得通俗易懂，进而为大众所能接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演进中，《社会学讲话》作为一本学习、宣传、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简易而通俗的读本，应时而出，顺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民族化、大众化趋势，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一代青年学子所欢迎，成为他们必备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工具书，对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唯物辩证法观察中国社会问题，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第三，许德珩通过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主义史等课程，从实践层面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爱国、进步的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以唯物辩证法分析解决社会问题，认知社会发展规律，坚信、民族民主解放的前途。
自1927年，许德珩归国参加国民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二十多年时间，高校讲坛、校园空间既是许德珩的主要职场空间，也是许德珩从实践层面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重要场所之一。期间，许德珩先后执教于广州中山大学、黄埔军校、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讲授社会学、社会主义史等课程。许德珩由教育教学的实践层面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参与，同样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烙印
以大革命时期许德珩的教学经历为例，归国之初的许德珩，为革命中心广州的氛围所吸引，受聘执教于国立中山大学与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四．一二”政变之后，革命中心转移到武汉，许德珩经恽代英介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武汉第四中山大学继续讲授社会主义课程。“七．一五”政变的发生使大革命限于低潮，许德珩被迫离开武汉，结束了大革命时期短暂的授课生涯。尽管许德珩在大革命时期的教学生涯不长，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
在国立中山大学，许德珩开设了“社会学”、“社会学系统论”、“社会学方法论”、“社会思想”、“社会问题译讲”等五门课程。早在巴黎，即已坚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德珩，在社会学课程讲授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等融进社会学之中，使其开设的社会学课程成为名符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二、三十年代，尽管也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就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过包括中国的人口、劳动、农民、妇女等在内的社会问题，但许德珩的例外之处，在于他是一个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正是由于许德珩等人的努力，人们开始在大学感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存在，作为一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许德珩对中国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建立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黄埔军校，许德珩担任黄埔五期（五期在籍学员3300多人）政治教官。许德珩在军校讲授《社会主义史》，以法国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革命作为该课程的讲授重点。考虑到黄埔军校与中山大学两校学生的差异，许德珩在黄埔军校更注意介绍社会主义史当中的具体事例，在巴黎公社史中，许德珩着重分析当时法国国内各政治派别对于公社的态度以及巴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表现；在十月革命史中，许德珩把重点放在列宁的革命业绩上。其结合中国社会现状，讲授社会主义史，给与学员许多启发。
许德珩授课，音调高亢，富于激情，且常伴之以直指前方的手势，其内容又绝不限于社会学理论层面，而是针砭时弊，注重理论与时下社会问题的结合，因而受到两校学生的热烈欢迎。以致于在中山大学授课期间，他所讲授的教室时常爆棚，学校不得不将教室一再调整，最后，许德珩的课程被调整到大礼堂，但仍然是座无虚席。
中山大学与黄埔军校是孙中山亲自创建的培养文武人才的两所著名学校，两校不仅直接为大革命输送文武人才(黄埔五期的学员在学期间，就曾直接开往北伐前线，为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作出了贡献)，亦为国共两党培养大批优秀文武人才，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准备了优秀的干部条件。许德珩所开设的社会学、社会主义课程顺应了时代潮流与民族的需要，对进步学生的世界观及方法论养成，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
许德珩执教北京大学的教学经历同样值得一提。抗战胜利之后，许德珩随学校回迁北平，执教于北京大学。根据时人回忆，许德珩在北京大学开设的社会学课程，同样因为选修者众多，而被安排于北京大学最大的教室上课。虽然，大教室可以容纳300多人，但课前半小时，位置即已告馨，迟来的同学有时想找个位置站着听课都很难。许德珩给学生开出的课外阅读书籍，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其中几种连北大图书馆都没有，许德珩当时的学术前沿地位，由此可以一窥。许德珩在北大讲坛宣讲马克思主义，影响极大，不仅影响到一代学子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唯物辩证方法论的养成，为尔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科准备了人才，而且也影响到北大讲坛的风气，宣讲马克思主义一时蔚然成风，继许德珩开设“社会学”课程之后，经济系樊弘教授开设“资本论”课程，政治系青年教师吴维诚开设“苏联宪法和政府”课程，这三门课，在北大产生了巨大影响。以上史实充分说明许德珩的教学经历实际是从实践层面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推动，且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特色。
第四，许德珩通过写作《中日关系现状》一书，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全民族抗战的具体实践，对抗日战争的结局、前途等重大时代课题进行回应，从实践、理论层面，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表现在文本内容的时代化，所谓文本内容的时代化，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不断变化的时代特征以及时代精神的一种结合，在对其进行科学判断与分析的基础上，来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课题，提出解决方案，升华时代精神，创新发展理论。文本内容的时代化与文本内容的、民族化、大众化相比，对于作者的理论素养、政治视野及认知社会的能力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德珩作为一位时刻关注祖国前途命运的爱国者、秉承“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五四学运领袖、走出国门积极探求救国真理的优秀海归、自觉接受中共领导，积极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卓越社会活动家，其所具备的时代意识、忧患意识、开放意识、实践意识及创新意识，使他能够参与马克思主义文本内容的时代化进程，并在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十年代伊始，随着“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的相继爆发，民族危机步步加深，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一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已然拉开序幕。许德珩，作为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再也没有时间与精力去译注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是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入民族自救的战场,在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的同时,还努力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与抗日救亡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探索中日战争的规律,指导救亡运动的实践。1939年初，许德珩的《中日关系及其现状》一书出版。在书中，许德珩回顾历史上的中日关系，指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皆在于“朝野上下的不和协”，以历史的教训观照现时的抗日战争，“日本最怕的是中国内部的统一，尤其是革命势力的统一。许德珩由此指出，“全民族的统一，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代。全国一切抗日党派，社会上各方面有力的分子，全国数百万武装部队，都在政府领导之下，一致抗战，没有人能够挑拨离间，分裂中华民族的团结。在此基础上，许德珩进一步指出“中国抗战是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中日关系一定是日本军阀的灭亡。”
在《中日关系及其现状》一书出台之前，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国民“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继之，中共又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直接推动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1938年，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发表，通过对中日国情及战争性质的分析，指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胜的前途。而许德珩作为一位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及抗战前景进行系统、全面地分析“指出抗战必胜”的前景，从理论及历史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科学性与历史必然性，该书又是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低迷困难的时刻，在国内投降派势力猖獗，抗战上空笼罩着悲观阴霾的时刻问世，这就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抗战的希望，进一步增强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必胜的信念。从中共作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到毛泽东、许德珩相继发表《论持久战》、《中日关系及其现状》等著作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我们可以体会到，在危难时刻，九三前辈与中共的同心同行，更可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主导力量，而以许德珩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也对推进这一进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文参考文献：
⑴纵横 2010 6 许进．小忆祖父许德珩
⑵往事追忆．2009．2．许进．祖父许德珩在黄埔军校执政的经历
⑶中山大学校史．社会学名师许德珩教授．http://gjs.sysu.edu.cn/zsdxxs/ms/9834.htm
⑷光明日报．2011．12．27．《哲学的贫困在中国的传播》
⑸党史传奇．2008．11．张文丽．许德珩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轨迹
⑹社会．1986．2．陈树德．许德珩的几本社会学译著
⑺九江师专学报．1991．3．柯元．略论许德珩在中国现代社会学上的地位和作用
⑻北京党史．2009．3．马句．回忆许德珩老师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⑼江汉论坛．2011．4．汪兴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
⑽理论学刊．2011．11．荣长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90年——概念、进程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