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许德珩参与马克思
试析许德珩参与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历史必然性
何岚
内容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贯穿于整个20世纪上半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推动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此外，诸多爱国、进步的中国人与民主党派，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九三前辈及抗战结束之际成立的九三学社，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作出了贡献。本文试以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许德珩为例，从时代条件、就读环境、理论基础、自身演变等四方面着手，分析其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许德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早期进程 必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历史进程贯穿于整个20世纪上半期。以毛泽东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的主导力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标志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不过，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的又绝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许多爱国、进步的中国人，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九三前辈以及抗战结束之际成立的九三学社，它们以自己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顺应并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趋势。这一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景观，其背后有哪些特殊的因素在起作用？本人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展开的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共与民主党派，尤其是与九三学社之间，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以形成的历久弥深的同心、同行的历史传统。以下本文即以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许德珩为例，从时代条件、校际环境、理论基础、自身转变等四方面的因素着手，分析其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历史背景，旨在说明，九三前辈及九三学社参与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主导之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
20世纪初，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的相继发生，世界开始进入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与西方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相呼应的是东方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的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中国国内，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巳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败的清廷成了洋人的“守土官长”，“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人最为紧迫的时代课题。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将反帝反封建的旧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峰。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并没有能够维持，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那么，中国的出路何在？恰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俄式道路能否效仿，上述一系列问题成为包括许德珩在内的一代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都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正是基于对救亡图存方案进行探索的强烈渴望，基于需要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学说的迫切愿望，年轻的许德珩于1920年初踏上了去法国留学，学习社会主义学说的道路，而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的蔡和森、蔡畅、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向警予、邓小平、聂荣臻等也都是当年许德珩留法路上的同行人。
由此可见，许德珩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陷于绝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的特定时代条件下，踏上了研究并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学说作为救国方案的道路。时代条件决定了许德珩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历史必然性，也给许德珩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打上了深刻的时代性烙印。
二
许德珩之所以能够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也受益于他早年就读的北京大学校际环境。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北京大学一时各路名人荟萃，封建学堂的陈腐习气为之一扫，北京大学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尔后又相继成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祥地以及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祥地。
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陈独秀、李大钊开始执教于北京大学，前者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后者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高举“民主”、“科学”两大旗帜的陈独秀是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以五四运动为转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后期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李大钊则是后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于1915年考进北京大学读书的许德珩，不能不受惠于北京大学思想自由的精神环境。在北大，许德珩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爱国青年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德珩更推崇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人格魅力、政治倾向、精神境界，并深受其影响。通过大量阅读李大钊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许德珩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与感性认识。
许德珩就读北京大学期间，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风云激荡之际，各种进步社团的成立，如雨后春笋，均以探讨时政、寻求救国之道为宗旨。许德珩本人就曾先后参与发起过学生救国会、《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进步学生组织，也曾协助李大钊筹办少年中国学会，并以上述进步社团为载体，在学生和市民当中积极推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斗争的开展。
北京大学的独特的校际环境，是尔后许德珩选择留法研究社会学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的必然性因素，其在北京大学期间所经受的各种政治活动历练，则成为后来许德珩在实践上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先声。
三
如前说述，基于从新的角度，对救亡图存方案进行探索的强烈渴望，年轻的许德珩选择了到法国留学，学习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道路。留法期间，许德珩对于西方各种社会学学说广为涉猎，尤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兴趣，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之深入，接受之坚定，为他后来从理论层面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奠定了理论基础。
19世纪70年代之后，地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心脏的法国取代英国成为欧洲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十月革命之初，苏俄交通阻断，法国成为国内青年学子勤工俭学，探求救国真理的首选国家。据约略统计，仅1919,1920两年内，赴法勤工俭学人数达1600人左右。在他们当中产生了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如周恩来、蔡和森、蔡畅、向警予、徐特立、陈毅、邓小平、李立三、王若飞等。中国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到法国以后，深刻认识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其中，最为典型的的是蔡和森，其在法国期间，已经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
许德珩也是当年赴法留学路上的进步青年之一，留法期间，许德珩与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熊雄等共产党人过从甚密，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企图，一度还曾与周恩来、徐特立、袁子贞等人共同发起成立过旅法各团体联合临时委员会。但与上述人等实地考察资本主义，展开革命实践活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心探求真理救国的许德珩，在社会思想纷争的法国，主要关注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阅读及潜心研究。在巴黎大学学习期间，许德珩师从布格雷教授学习社会学，因此了解到孔德、斯宾塞等人的学说，也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以及考茨基、布格丹诺夫和列宁等各家学说。许德珩从中获益良多，并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真正的学习兴趣。通过广泛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与他们的著作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许德珩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和更为充分的认识，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社会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他还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真实地反映社会的发展，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比其他任何学说更具有科学性，从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决心向马克思主义靠近。
许德珩在法国期间对与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拉法格等人的著作所进行的广泛研修，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也为他以后在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四
在追逐时代潮流、探求救国之路的过程中，许德珩本人完成了自身由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向新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使其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成为可能。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三大事件依次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高潮，许德珩的出生环境与成长经历正是以上述重大事件的次第展开为背景。许德珩的曾叔祖许振声，曾于清咸丰年间，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其父许鸿胪在浙江绍兴府当文案期间，曾因同情徐锡麟、秋瑾革命义举，1907年被株连罢职，逃回故乡，后入九江同文书院任教。受父亲的影响及指导，许德珩开始阅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邹容的《革命军》，严复译的《天演论》等等，这些新书给年少的许德珩灌输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特别是梁启超的文章，对他启发很大。
饱受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熏陶的许德珩，开始积极投入民主革命斗争的实践。1909年，许德珩早在就读九江中学堂期间，就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许德珩投笔从戎。李烈钧任九江都督期间，许德珩一度担任九江都督府秘书处的秘书。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任讨袁军总司令，并发布讨袁檄文。许德珩再次投笔从戎，第二次到李烈钧部，参加湖口讨袁之役。但二次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进入低潮。从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进行救国之路的新探索。
经历了辛亥革命风云激荡，也感受到辛亥革命失败之痛的许德珩，于1915年初考入北京大学。如前所述，当时的北京大学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涌动之际，许德珩一方面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一代大师的影响下，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最初阅读，另一方面，许德珩也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爱国青年邓中夏、黄日葵等人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投身于当时的爱国社会活动。由许德珩与邓中夏、黄日葵、张国焘等发起组织的学生救国会，其宣传路径，由天津、济南而南，远达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学生救国会筹办的《国民》杂志实际以许德珩为主编，并特聘李大钊作刊物的指导(顾问)，《国民》杂志对五四运动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由许德珩与邓中夏，黄日葵等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毛泽东、高尽宇、朱自清等皆是这个社团的团员。该团经常走上街头，并深入到海淀、芦沟桥、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地，向工人农民宣讲革命道理，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学说与工人运动的最初结合。由许德珩参与发起的上述各种进步社团的形成及其活动，为五四运动作了一定的组织准备，也使许德珩在思想、行动上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为他参与五四运动，并成为运动当中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期间，许德珩以过人的活动能力，积极参与对于运动的组织宣传，曾受托起草了著名的《五四宣言》。五四游行期间，许德珩也是被北洋军阀拘捕的32位爱国学生之一，并在狱中留下了“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的豪迈诗句。在扩大斗争影响的同时，许德珩本人也进一步经受了政治斗争的炼练。五四运动之后，许德珩又踏上了到法国探求真理的道路，并在法国期间，最终确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许德珩在五四前后的种种表现及之后在法国展开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深入研修，表明许德珩已经从一个旧民主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新民主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亲历旧、新民主革命转型期，使许德珩对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具有爱国救亡的强烈意识又勇于与时俱进的许德珩，在这一重大社会变革的转型伊始之际，开始关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学习过程中，最终确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由此看来，许德珩后来转型新民主主义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综上所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许德珩之所以能够与中共同心同行，参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主导之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旧、新民主革命转型期，对于“救亡图存“这一时代课题的思考与探索，决定了许德珩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历史必然性，而许德珩青年时期就读的北大特定的校际环境，法国留学期间通过研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所积累的理论条件，以及亲历旧、新民主革命的转型并积极参与其中，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许德珩所经受的革命实践活动的历练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对他的初步影响，促使他由旧民主主义爱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向新民主主义爱国知识分子的转变。所有这些，都为他参与在中共成立之后正式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提供了可能。
本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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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民主与科学．1995．1．焦聚川．许德珩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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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江西社会科学.1997.5.刘勉玉.许德珩在五四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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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文史知识．1999．4．郑勇．许德珩学运中的社会活动家
⑺江汉论坛．2011．4．汪兴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
⑻理论学刊．2011．11．荣长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90年——概念、进程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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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三条渠道之比较 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 2000-12 毛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