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德珩先生的活动轨迹看民主党派接受中共五一口号的历史必然性
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国各阶级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五一口号”， 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当即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通过 发布通电、宣言、声明等形式，公开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在中共的诚邀与领导下， 从1948 年春到 1948 年秋，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中共领导的新政协运动，与中共真诚合作，共谋国是，共同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五一口号”的提出与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回应遂成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它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上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从此揭开了新的新篇章。各民主党派为什么如此迅速、并毫无保留地响应党的“五一口号”，并积极参与中共领导的政治民主及政党制度的建制过程，本文试以九三老前辈许德珩先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人生经历，说明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历史必然性。
一
九三老前辈许德珩先生的前半生历程正处于中国近代历史巨变的时代。早年先后受到资产阶级唯新思想、同盟会民主思想的影响，中学时代，即投身反对封建帝制的斗争，秘密加入了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亲历辛亥革命与倒袁运动，曾担任九江都督李烈钧的秘书。然而，戊戌维新在中国近代的政治舞台上只是昙花一现，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国家黑暗依旧，旧式民主革命无法救国救民，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促使他苦苦追求新的真理。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祥地、五四运动的起源地——北京大学读书期间，许德珩深受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亲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由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到宣传社会主义成为主流的历史转折，参与组织并积极投入了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在 20年代初的留学潮中，许德珩于1920年考入法国巴黎大学社会学系，在留学法国的七年生涯上中，许德珩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特别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深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改变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回国后，许德珩在高校主讲社会学、社会主义史及唯物辨证法，从事社会主义学说的翻译工作，翻译了《哲学的贫困》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在国内宣传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许德珩先生的亲身经历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无论是民主党派老前辈，还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身上，都可以程度不同的找到共鸣，从而见证了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二
如前所述，许德珩先生亲历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并没有能够实现包括议会制、多党制在内，以权力制衡为原则，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模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许德珩先生也曾作为参政员参加了民国时期的国民参政会，这是国民政府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顺应求团结以御外侮、求民主以得自强的民意，于1938年成立的一个各党派参政议政的咨询性机关。在抗战初期，国民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尤其是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维持一党专政，鼓吹内战的反动政策，使所谓的多党合作和协商议政成为一场政治秀，国民参政会最终演变为国民党政权欺骗人民的工具，而被人民唾弃。在国民参政会的十年经历使许德珩充分认识到，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是不可能完成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制的。与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提出了“工农民主”、“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等民主概念，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先后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参议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实践和组织形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道路。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获得彻底胜利的重要时刻，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的关键时刻，中共发布“五一口号”， 号召同盟者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曾在国民参政会中与中共并肩战斗，抵制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动政策的许德珩等人，作出热烈的回应是很自然的。
在这之后，许德珩等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又受邀直接参与了新政协的筹备过程。许德珩担任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周恩来。该小组负责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许德珩配合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在周恩来亲自动手草拟初稿的基础上，通过多次会议，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最终，草案在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被基本通过。1949年6 月 19 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最后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标志着九三学社与其他民主党派正式参加新政协，各民主党派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政协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确立的标志。1949年10月1日，许德珩、梁希等九三学社成员与中共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败尝试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从中共“五一口号”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按照民主原则共商建国大计，到许德珩等人直接参与新政协，在中共领导下共同确立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以及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民主党派从一开始就有别于西方，其所扮演的不是在野党、反对党，而是中共领导下的合作党、参政党角色。许德珩等人所亲历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制过程，充分表明，只有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肩负并完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与建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民主党派才真正能够参与中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监制过程。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
三
许德珩先生一生中亲历了近代中国的两次影响最大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前者传播了新文化并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后者广泛宣传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在“五四运动”中，许德珩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五四宣言》的起草者，参与了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以及火烧赵家楼的行动，也因此而被列于北大被捕名单的首位，一度受牢狱之灾。“一二．九”运动中，许德珩根据北平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要求，推动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学生游行时，他同妻子劳君展一起在寒风中走在前面，衣服被警察的水龙喷透而结了冰。
许德珩先生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参与者。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许德珩受国内革命形势的鼓舞回国，曾应约任黄埔军校教官，继而又应恽代英之邀到武汉，担任过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代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周恩来建议，许德珩于1938年回原籍江西参加抗战，被推为国民参政员，并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动员抗战，保卫家乡。批判汪精卫等投降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成为民主人士的一面旗帜。1944年底，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大西南，将介石集团投降空气浓厚，国难日益深重的时刻，包括许德珩在内的在重庆的一部分科技界人士，出于对时局的忧虑，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和民主科学的精神，“团结、民主，抗战到底”。次年8-9月，毛泽东在赴渝谈判期间分别会见了许德珩等多位知名教授及社会知名人士，得知“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给予热情的鼓励。毛主席的启发和鼓励，对九三学社的正式建立有决定性的影响。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正式成立，许德珩被选为理事。不久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当年，许德珩回北大再任教授，九三学社中央也随之迁到北京。在北京，以许德珩为代表的社中央加强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同各民主党派及其他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口号下，配合各地的抗暴运动、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反扶日运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运动等，做了很多工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许德珩先生的前半生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联系，其从学运领袖到民主斗士，从革命斗争的实践者到民主党派领导人的角色转变，其所参与的两次学运与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历，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指导与领导作用，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形成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
在许德珩的经历中还有不少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互相支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感人事例。早在大革命时期，武汉政府反共后，他就曾掩护许多共产党员脱险。1936年冬，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延安的物资供应异常困难。许德珩与夫人劳君展听到消息后，立即买了些火腿、怀表、步鞋等物资，托人送到陕北，赠给毛主席，毛主席接到后写了回信，表示“衷心感谢”。毛泽东在信中指出，“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毛泽东的回信十分形象并深刻地道明了以许德珩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所形成的亲密的同志与战友关系，正是这种在残酷的斗争时代所形成的血脉相连的关系，奠定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坚实基础。
值此纪念中共“五一口号”发布60周年之际，追寻与缅怀九三前辈许德珩先生留下的历史踪迹，老一代九三人始终坚定不移地追随中共，与之风雨同舟，精诚合作的事迹，不能不引起我们内心巨大的震撼，也使我们进一步感受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及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国革命历史作出的必然结论。上述感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对现时“政治交接”的内核与重大意义的理解，在新的历史时期，薪火传承，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搞好政治交接，增强作为合作党、参政党履行职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扬州职大支社 何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