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视角下乡村振兴发展的转型与升级
选自：第十一届江苏九三论坛《科技创新与推进江苏乡村振兴》
新科技视角下乡村振兴发展的转型与升级
九三学社扬州市委员会 匡海波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了若干指导意见。本文讨论了新科技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系，以及当前利用新科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就新科技视角下乡村振兴发展的转型与升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新科技，乡村振兴，转型升级
1. 引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1]。这标志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近年来，新科技发展迅速，以“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产品正逐步商业化、产业化，推动着各行各业的转型升级和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工业4.0计划》《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表明了以新科技为主要载体和改革手段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当前，“三农”工作并不是新科技发展的高地，但这不能说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以忽视新科技的参与。相反，我国广大农村和农业有着迫切的科技发展需求和一定设施基础，可供上述新科技手段厚植发展，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持。2014年，全国农业科技创新投入达124.41亿元，规模以上涉农企业研发投入资金占利润比为4.98%。2015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6%以上，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63%[2]。生物科学技术、信息化技术等在农业领域得到了有效运用，推动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健全。乡村科技化建设方面，截至2015年12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1.95亿。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规模为1.70亿[3]，2017年，江苏省农村地区实现光纤网络全覆盖和4G网络的基本覆盖。物联网技术、BIM技术、SoLoMo旅游营销在智慧乡村建设中得到了初步运用，广大农村居民也逐步适应了利用互联网来获取信息、商务交易、购买金融产品等。
本文剩余章节安排为：第二章讨论新科技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系，第三章研究当前利用新科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第四章就新科技视角下我省乡村发展的转型与升级进行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2. 新科技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系
所谓“乡村振兴”，可以解释为乡村地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根据各地特有的历史、经济、文化禀赋所采取的全新发展方式，并在发展体制、产业供给侧结构、居民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转型升级。乡村振兴的源动力既包含我国乡村聚落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发展路径和经济运行方式[4]，也包含新科技、国际化、城镇化等要素对乡村发展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农产品阶段性供求失衡、供给质量不高，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能力不足，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生态问题突出，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等问题；要按照农业农村基本实现现代化，农业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农民就业质量显著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宜居乡村基本实现的目标，到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根据统计，一号文件中提及科技9次，创新25次，包括了加快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科技乡村特色产业、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等表述，从政策层面证明了乡村振兴与创新型新科技的紧密内在关系。
宏观上，新科技将通过信息通讯、城乡互通、机制创新这三个机制作用于乡村振兴。所谓信息通讯机制，指通过逐渐构筑覆盖于传统信道之上的新信息通讯形态，进一步延展城镇功能，改变城乡信息单向传播机制，促进信息以去中心化的形式进行多向、多渠道传播，真正实现公共资源在乡村的共享与流通；所谓城乡互通机制，指在“互联网+”等新科技背景下，城乡之间新的经济主体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可以促使知识、人才与资金等流动要素与乡村资源相结合；所谓机制创新，指新科技、双创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新兴机制给乡村带来的不单单是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同时也是思维和观念的更新。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广大农村从传统模式下的定式发展思维，及时调整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动态创新思维，已经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在新型城镇化、科技智能化等共同推动下，新科技对乡村生产和生活将产生颠覆性影响，构建全新的“三农”关系，即智慧型农村、融合型农业与创新型农民。新科技背景下的智慧型农村，不必拘泥于千篇一律的建筑形式、规整划一的布局模式，而是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的作用，形成一个异于城市的，低密度的、蕴含自身特质的，以智慧生活为基础，以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为核心的特色新型乡村。行政部门和农村自治组织可以借助智慧平台实现政务管理，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活动。新科技给农业带来的不仅仅是新技术和新要素，而是一种融合型的新产业形态，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产生深远影响，是信息文明与农业文明碰撞、交织、融合、延展的过程[4]，有助于将乡村旅游、农业、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现在大多数农民变成独立的生产经营实体，并且逐步融入上述的智慧型农村和融合型农业，农民必须走上创新发展的道路，接受新技术和新科技，同时关注市场、关注乡村发展的动态信息，成为从事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以此为职业的新型群体[5]。
3. 新科技振兴乡村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科技将通过信息通讯、城乡互通、机制创新这三大机制作用于乡村振兴，构建全新的智慧型农村、融合型农业与创新型农民。我国广大农村和农业有着迫切的科技发展需求和一定设施基础，但也面临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一、乡村科技基础设施缺乏
新科技对于乡村振兴具有强大推动力，但同时也需要科技基础设施作为支撑。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不少乡村存在着信息设施落后，科技人才缺乏，物流配送不畅等问题。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2015年农村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31.6%，落后城镇地区34.2个百分点。截至2017年11月底，全国仍有3万多个行政村尚未实现4G网络覆盖，部分已覆盖的行政村覆盖范围和网络质量与城镇地区相比，明显存在网络差、信号弱等问题。在乡村农业、林业、卫生等行政部门和科技创新主体方面，科技基础设施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二、乡村科技信息片面迟延
当前，农民获取科技信息主要依赖农业行政和农技推广部门。这些部门受投入较少，技术手段相对落后等条件制约，农民获取的科技信息往往层次较低，片面迟延，整体性、综合性缺乏，在农业领域突出表现为缺乏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系列化科技信息服务。据调查，现行农村科技服务内容在产中和产后占比约40%，产前占30%，而生产前、中、后一条龙服务比例仅为3%左右。另外，随着种粮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不少农民变成了独立的生产经营实体，其需要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农业科技信息，同时还需要知道如何控制成本、提高收入等市场和管理类动态信息。
同时，农业信息迟延的问题也愈发引起关注。2018年年初，生猪价格陡然跳水，不少养殖户再次切身感受到价格周期带来的切肤之痛。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各地“搜猪网”等网络信息平台价格还在高位，农业部门提供的能繁母猪数据和养殖场规模也是双下降。这样的数据显然与市场变化严重滞后，片面迟延。如果径直交付农民，所带来的只能是负面效果。
三、农民科技创新意识不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其中就包含了大量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农村人口。这种长时间输出高素质人口的后果，直接导致了文化层次较低的农村人口成为乡村主要组成。这部分人学习和应用新科技的积极性不高，源动力不足，其本身接受能力也存在短板。再加上现有培训体系不健全，培训方式不灵活，且受到经费、场所等客观因素制约，造成了农民科技创新意识与城镇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即便是农业企业，创新意识同样有待提高。据统计，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始终稳定在0.23%左右，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2]，且仅有30%左右的科技成果得到普及。乡村建设方面，直接凸显为乡村建设套用城市模式，丧失原本独具的特色和自然禀赋，也没有挖掘出新的亮点和“名片”，导致千村一面。
四、乡村科技体系建设不力
目前，乡村科技体系建设存在着诸多问题。譬如乡村科技管理体制不顺，资源有待整合，新科技推广部门缺乏直接调控手段，难以实施有效管理，造成了技术传播链条的中断等。各级农技服务机构管理也较混乱，有些村社根本没有建立农技服务体系，难以形成有效合力。乡村科技人员总体呈现素质偏低、知识老化、服务理念陈旧的状况，难以适应当前新科技视角下乡村振兴发展的转型与升级。从服务内容来看，现有的乡村科技服务主要集中在种植和养殖领域，对农畜产品贮藏加工以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等，涉猎较少，更遑论针对乡村建设以及农民素质提高的其他新科技。
4. 新科技视角下乡村发展的转型与升级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中新科技发展所存在的问题症结，在于亟需完善提高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业已形成的不全面、不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和科研评价机制等。如何利用新科技加速乡村发展转型与升级，这既需要政府层面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也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科研主体的积极参与和不断创新，从而加速乡村新科技人才的聚集，以及涉农科技新成果的落地。
一、大力培育新科技服务理念，全方面扶持新科技创新主体
乡村新科技服务的核心在于创造、发布和推广适应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型科技，其价值理念包括以创新为驱动，跨界融合发展，尊崇自然与人性等。因此，必须大力培育新科技服务理念，积极深入乡村，倾听农民或者农业企业的具体需求，全方面扶持新科技创新主体，提供切身式差异化服务。
加快培育一批乡村新科技龙头企业，吸引更多中小企业参与乡村科技创新计划，鼓励业已成熟的科技企业涉足乡村新科技发展，扶持科技型小微企业在乡村生根，鼓励广大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担国家涉农科研项目，大力扶持培育市场化的科技服务企业，全面布点涉农科技推广服务中心。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科技服务和农技推广管理体制，构建业务部门垂直管理体系，将农技人员的业务工作归口到上级管理部门。
二、完善乡村信息网络化建设，多领域培育乡村信息新科技
目前，科技基础设施落后的乡村，往往也是扶贫开发工作中的“老大难”。因此，可以出台若干扶持政策，完善乡村物流及网络布局，推广无线网络，确保快递入村，实现高速网络和快递物流的村级全覆盖。乡村信息网络化建设包括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生产企业、乡村销售企业、乡村治理机构以及农民家庭等多类节点。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和平台建设，可以打破科技信息壁垒，实现涉农科技资源的共享共用。
要多领域培育乡村信息新科技，进一步提高种植、养殖业装备制造水平，将先进的传感器和水肥一体机、风机、遮阳网等自动化控制装备到农业生产中，并利用物联网技术形成网络化管理，实现对农业生产的可远程的全过程管理。加快推出应用型和生活型信息服务，推进农村地区科技信息化普及和相关知识技能培训。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分析，实现乡村公共服务设施智能化运行、监测与管理，提高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运行效率与弹性，促进各地区农业科研、乡村管理、科技推广甚至于农民衣食住行的科技革新。
三、制定乡村新科技激励政策，优化乡村科技成果转化环境
通过改革科技体制，建立健全有利于乡村新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和中介条件，实现新科技成果与乡村振兴发展的有效对接。制定一揽子乡村新科技激励政策，继续增加涉农科技投入，逐步提高其占政府财政投入的比重。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和智力资源投资乡村新科技研发，并在融资贷款方面给予优惠。
鼓励企业积极进行涉农科技成果转化。对能够充分利用技术创新成果并具有面向市场能力的企业，在政策、资金方面给予鼓励与扶持。增强农技科研机构的“造血”功能。允许鼓励科研院所兴办涉农惠农经济实体,并给予税收减免、利润自留等优惠优待政策。加强农村产业科技服务中介机构建设，完善中介机构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建立技术中介机构发展信息网络，为技术与市场之间的交流合作提供平台。加快涉农科技立法工作，建立完善乡村新科技监管体系，构建乡村新科技绩效管理指标体系，并纳入所在辖区政府绩效考核。
四、改革乡村新科技评价体系，健全涉农人才流动保障机制
建立全新的乡村新科技科研成果与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改变过去以论文、课题为科研成果唯一评价标准的体系，转而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政策为引导的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新型评价体系，实行职称评定晋升与科技成果转化和有效利用相挂钩。
加快涉农科技产学研一体化建设，为乡村振兴发展输送高质量的人才支撑和技术支持，实现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合作与创新，引导乡村新科技信息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创新。鼓励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城乡复原退伍军人、城市离退休人员、城市失业人员等，下乡兴办涉农企业，带动培养新型农民。实行“校县联姻”、“院乡结对”办法，鼓励涉农院校师生对农村进行对应帮扶，利用教学、实习和寒暑假社会实践等活动，送技术下乡。
5. 结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赖于创新型科技在乡村的普及和应用。当前，创新型科技在乡村面临着基础设施缺乏、信息片面迟延、农民科技创新意识不高、乡村科技体系建设不力等问题。通过大力培育新科技服务理念，全方面扶持新科技创新主体，完善乡村信息网络化建设，制定乡村新科技激励政策，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环境，改革科技评价体系，健全涉农人才流动保障机制等手段，可以加速创新型科技在乡村落地生根，从而实现新科技视角下乡村振兴发展的转型与升级，更好更快地达到乡村全面振兴的预定要求。
参考论文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新华社北京2018年2月4日电；
[2]胡�t等，《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食品与机械》2017年1月第33卷第1期P209-212；
[3]2016年中国农村网民规模数量及发展趋势预测，hxxp://www.chyxx.com/industry/201609/451382.html；
[4]余侃华等，《乡村4.0:互联网视角下乡村变革与转型的规划应对探讨——以陕西省礼泉县官厅村为例》，城市发展研究 24 卷 2017 年 11期P15-21；
[5]王培根等，《新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构建的探索》，云南农业教育研究，2007(2)P31-33；
[6]吴小花，《“互联网+”时代农村新型科技信息服务体系的构建》；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年3月第29卷第3期P157-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