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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思想指导之下的社史人物研究新视角

发布时间:2019-07-25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同心”思想指导之下的社史人物研究新视角

何岚

内容摘要:
与社史人物强大的政治教育功能相比,社史人物研究相对滞后,尤其是“同心”思想的提出,给社史人物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如何使社史人物研究服务于“同心”战略推行的大局,本文从剖析同心思想的三个层面出发,展开对社史研究新视角的探讨。

关键词:同心 指导 社史人物 研究

社史人物是九三社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长河中,社史人物以其忧国、爱国、报国的情怀,与中共长期合作,风雨同舟的传统,对民主、科学精神的执着秉承,高尚的人格气节与顶尖的专业素养,在九三后人面前矗立起一座座闪耀着人文与科学精神的丰碑,砺人意志,催人上进。近年来,社史人物已经成为对九三社员、尤其是新入社的年轻社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教材。通过学习社史人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对于九三学社的自身建设、各级领导层政治交接的顺利进行、以及广大社员爱国热情的激发与政治觉悟的提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与社史人物强大的政治教育功能相比,社史人物的研究显得相对滞后,从研究类型看,家族纪念、友人回忆居多,专业研究相对不足。从研究内容看,研究社史人物对于战争与革命进程的参与居多,研究其在现代发展中的作用居少;研究社史人物行为居多,研究社史人物思想相对不足。从研究系统来看,个案研究居多,系统研究不足;单一学科内人物研究居多,跨学科内人物交错研究不足。从研究观念来看,当代历史学领域的已经广为采用的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发展史观等尚未在社史人物的研究中运用,社史研究基本仍停留在传统的战争与革命观念上。凡此种种,均表明社史人物研究迫切需要开拓新局面。尤其是当前“同心”思想的提出,给社史人物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如何使社史人物研究服务于“同心”战略推行的大局,服务于统一战线内多党合作,凝心聚力、团结合作的大局,服务于参政党自身建设的大局,需要社史研究者开拓新的研究视角。以下本文从剖析“同心思想”的三个层面出发,对社史人物研究的新视角展开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同心同德”思想指导之下的社史人物研究新视角
“同心同德”是“同心”思想的根本。思想上同心同德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也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认识的一致决定着统一战线成员政治立场与方向的认同,这已经为多党合作的历史与实践经验所证明。没有理想的共识,道路的认同,就没有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成功,没有“同心”理念的深入人心,更难续多党合作事业的辉煌。以“同心同德”思想为指导,服务于“同心”理念教育的大局,社史人物研究需要加强并开拓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如社史人物的思想演变、社史人物与中共的关系、社史人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课题。以社史人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关系为例,本人以为: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内延相通,外延不同,前者是后者必要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发展。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其实,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绝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共固然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导力量,但包括社史人物许德珩、张西曼等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无疑也参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从这一新的视角出发,许德珩、张西曼等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需要有新的考量。
如许德珩,其早年经历与一般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其他九三创始人有所不同,相反,其与中共早期领袖的步调却基本一致。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主义的开端,指导这场运动的是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领袖的李大钊与陈独秀,而许德珩在五四运动期间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五四爱国宣言”的起草者。在北大求学期间,许德珩曾协助李大钊筹办少年中国学会,也曾与邓中夏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并与毛泽东等人共同参与该进步团体的宣传活动。20年代初,许德珩留法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周恩来、蔡和森、蔡畅、向警予、徐特立、陈毅、邓小平、李立三、王若飞等都是许德珩留法路上的同路人,他们后来均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正是在法国期间,许德珩确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从此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救国方案的道路。而中共早期杰出领袖之一的蔡和森,则是通过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路径,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许德珩的早年经历决定了他后来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
大革命风云激荡之际,归国参与革命的许德珩,从此开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参与,具体包括:第一,许德珩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拉法格的《家族进化论》、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和《共产主义之路与工农联合》、马克思的《哲学之贫困》等书,这些译著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潮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此日渐流行于中国社会,与当时史学界、经济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潮流交融汇并,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推进奠定了基础。第二,许德珩在多年执教高校,讲授社会主义史和唯物辩证法的讲稿基础上,参考依据了百余种中外文版的马列著作及其他参考书籍,加以整理、润色,写作并出版《社会学讲话》一书。该书以民族化、大众化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得高校学子的青睐,也使一般社会大众能够理解接受,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第三,归国之后的二十多年中,许德珩一直执教于高校讲坛,通过讲授社会学、社会主义史等课程,从实践层面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第四,抗战开始后,许德珩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回应时代课题。1939年初,许德珩写作出版的《中日关系现状》一书,该书以史为鉴,指出中日关系史上,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皆在于朝野上下的不和,以历史的教训观照现时的抗日战争,只要全民族的统一与团结得以保持,政府领导之下的全国一切抗日党派,社会上各方面有力的分子,全国数百万武装部队的一致抗战,中国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在该书出台之前的1938年,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发表,通过对中日国情及战争性质的分析,指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胜的前途。两书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分析,得出了“抗战必胜”相同结论,使中国人民在抗战最为困难的时刻,看到了抗战的希望,进一步增强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必胜的信念。
以上许德珩的早期经历及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参与,至少说明了三点:一是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参与救亡运动、寻求救国方案,最终选择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救中国的路径,其早年经历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大致相似;二是九三前辈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渊源极深,超乎其他民主党派;三是许德珩参与了中共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中给予我们的启发在于:中国政党制度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之中形成,有其特殊性。与西方不同,中国不存在反对党,在野党,只有合作党、参政党;九三前辈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之间的志同道合,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渊源,决定了九三与中共的亲密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甚而超乎其他民主党派,也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后来的战争与革命进程中,双方之间默契合作、礼品互赠、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感人画面总是一再出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结论。
在推行“同心”战略的新形势下,社史人物在上述研究视角之下展示的新形象,便于对广大社员进行“同心”理念教育,以九三前辈为榜样,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上形成共识,凝心聚力,激励九三后辈与党和人民同心同思,同德同修,再续多党合作事业的辉煌。
“同心同向”思想指导之下的社史人物研究新视角
“同心同向”是“同心”思想的灵魂。目标上同心同向,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以“同心同向”思想指导社史人物研究,需要拓宽研究视角,摆脱对于社史人物的单一研究,如以整体的观念、联系的眼光,比较的方法,展开社史人物的群体研究,又如以现代化为主轴,对九三前辈在工业、科技、教育、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所处的历史地位进行新的评估等等。本处以3、40年代的抗日战争为例,对于身处其中的、有着不同社会、政治背景的社史人物进行比较考察,进一步对社史人物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展开分析。
30年代伊始,日寇侵我中国,民族危机步步加深,至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全民族抗日战争拉开序幕。期间,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至取得反帝斗争的完全胜利。回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曲折发展,其复杂性在于,随着抗战形势的演变,在救亡抗战的同时,其内部始终要面对投降派与顽固派两股影响统一战线士气、破坏统一战线团结的势力,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是中共在抗战期间始终坚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代表性口号。由此一角度来考察不同社会背景之下的社史人物,如许德珩,一如既往保持着与中共的密切合作。在30年代上半期参与发起各类抗日救亡组织、坚决拥护中共“八一宣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卖国投降活动。在中共领导的“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中,许德珩不仅是发起者、组织者之一,而且还是直接参加者,许德珩因此被旧北大当局解聘。全面抗战期间,许德珩以国民参政会议员身份,.利用这一合法讲坛,与中共参议员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人并肩战斗,揭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与独裁统治,宣传团结、民主、一致抗日的主张。
与许德珩不同,社史人物褚辅成、王卓然、吴藻溪,孟宪章等均有国民党系背景,尤其是褚辅成,属于国民党元老级人物。王卓然从东北易帜至西安事变发生,一直是张学良重要亲信、幕僚,形同左膀右臂。吴藻溪、孟宪章都曾为冯玉祥旗下的得力文将。然四人在抗日救亡运动及全民抗战期间,均与中共友善并保持密切合作,力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全面抗战期间,褚辅成以国民参政会资深驻会委员身份,与许德珩等人,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呼吁团结、抗日与民主,支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王卓然于东北期间,在为张学良料理军政大事、献计献策的同时,积极投身于东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主办抗日报刊,揭露日寇侵华罪行,抨击当局不抵抗政策。对遇到危险和困难的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王卓然千方百计予以救援、接济和掩护。全面抗战期间,尤其是皖南事变前后,吴藻溪在《新华日报》发表多篇署名文章,团结国际科技界人士支援抗战,对反共逆流展开英勇斗争,立场坚定地维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0年代初,孟宪章曾与爱国将领吉鸿昌将军共同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联军,奋起抗击敌寇。之后孟宪章又在武汉主编《民族战线周报》,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参与发起“湖北乡村工作促进会”。
社史人物梁希、金善宝、潘菽等,各为林、农、心理业界的泰斗。因抗战期间中央大学的内迁,而荟萃于战事陪都重庆。在武汉失守,战局趋于紧张之际,以他们为核心的一批进步学者,定期聚会,讨论时局,在此过程中组织起自然科学座谈会。因为潘菽与潘梓年(潘菽长兄,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关系,座谈会同仁遂与新华日报社有了经常的联系,并经常参加《新华日报》社组织的各种活动,也时常去周恩来住所听抗战形势报告和参加座谈会。通过定期学习新华日报,进一步又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由是逐渐了解中共,在中共身上看到了抗战胜利与民族解放的希望,对于中共的向往之情油然而生。梁希、金善宝等人不仅应周恩来、潘梓年之请,编辑出版《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普及科学知识,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而且在极其困难的生活条件之下,为前线八路军将士慷慨献金。延安大生产运动期间,金善宝亲自挑选优质小麦品种,托八路军办事处,寄往延安。
社史人物张雪岩,以其基督教传媒领袖的身份,在抗日战争最为困难的时刻,与基督教其他爱国人士共同发起中国基督徒节约献金运动,该运动成为后来全民参与的“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前奏。运动期间,张雪岩先后担任成都分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其充分利用《田家半月报》作为舆论阵地,及时报道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进展状况及相关信息,动员广大读者参与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另一方面,张雪岩还在成都地区发动其他基督教团体共同组织各宗募捐会与基金会,使得献金的范围与数额不断扩大与增加,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献金救国运动的开展。不仅如此,张雪岩更以节约献金运动为载体,推动社会风气的改良与国民爱国观念的培养。节约献金运动在大后方的广泛开展,从募捐献金的物质方面及调动民众爱国热情的精神方面,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的抗战。
从比较新视角考察上述粗略划分的几类社史人物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如下四点基本线索:首先,上述四类社史人物,尽管个人政治社会背景不尽相同,但在民族危亡之际,受爱国心驱动,均聚合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同心同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第二,梁希、金善宝、潘菽等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代表了尔后成立九三学社的主流。他们在战时陪都重庆,经历了由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到向往追随中共,接受中共领导,在中共领导之下开展反帝斗争的人生重大转折,他们的经历成为第一代九三人人生重大演变的真实写照。身处日本侵略,民族危机加深的社会环境,他们在主观上忧于时患,有着对于民主与进步的不断追求,在客观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以新华日报为统战管道,对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使他们如沐春风,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前景,看到民族解放的希望。主客观因素的两相结合,使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在争取抗战胜利,实现民族解放的目标上,实现了与中共的同心同向。以自然科学座谈会为纽带,尔后又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中国科学者协会,统一战线的队伍得到进一步扩大。第三,有着基督徒背景的张雪岩,在抗战期间借《田家》刊物,深入农村,积极推行国民节约献金运动,其推行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基督教会众,实际意义也远不止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抗战的物质范围,张雪岩通过基督教传媒的文字事工,在广大农村,以文字启发大众,弘扬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的国族意识,坚定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才是这一场“国民节约献金”运动更为深远的意义所在。如此,张雪岩作为基督教传媒领袖,以《田家》杂志为联系纽带,在其覆盖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实现了教派民众与中国一般民众在抗战路上的同心同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覆盖的人群则进一步扩大。第四,九三主要创始人许德珩在救亡运动与全面抗战时期的表现,再现了其与中共志同道合,默契合作的战友与家人关系。抗战胜利之际,中国面临两种政治前途,是蒋介石统治下的一党专制独裁国家,还是中共领导之下多党合作的民主联合国家,显然,以爱国为基石,一生追求民主科学的许德珩,与中共的政治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抗战胜利时刻新成立的九三学社,在尔后争取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并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向上与中共的同心同向。以比较视角,对抗战时期的社史人物进行系统考察,得到认知十分明确: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的制胜法宝,同心同向是中共抗日民族统战线历史经验的总结。以此生动鲜活的史实,对九三后人进行“同心”理念的教育,激励九三后人与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坚持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心同行”思想指导之下的社史人物研究新视角
“同心同行”是政治责任,是同心思想的关键。有了“同心同德”基础上的立场共识,有了“同姓同向”原则上的方向共识,“同心同行”就是对于同心思想的践行。就参政党而言,就是要充分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政治与社会责任,就党派成员来看,除了履行参政党的各项职能外,还需要恪尽职守,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同心同行”思想指导之下的社史人物研究,可由现代发展的新视角,系统考察社史人物思想救国、科教、文化救国、实业、工程兴国的诸多成就,尤其是要思考由这些成就所折射出来的社史人物的忧国爱民的精神、对于国情的深刻认知,对于民生的深切关注,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改革与创新的思维、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意志、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高尚的人品与节气。
从科技、教育文化救国的路径着手,在我们眼前赫然展示的是一个九三科技、教育、文化人的卓越群体。在上世纪初的三十年间,国家积贫积弱的关头,社史人物循着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留洋的三大中心,走出国门,试图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教育文化,以改变中国的命运。在留日路上,有梁希留下的对于中国出路的思想思考,遂有了他由武备救国转向科技救国的专业变轨,其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习期间,潜心钻研林产制造学和森林利用学,归国之后的梁希,担任森林利用学、林产制造化学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长达30多年,培养林业人才无数,是国内公认的林学泰斗,林产制造化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小麦科学的奠基人,有“东方神农”之称的金善宝,在留美之前已有十年学农与从事农技工作的经历,对“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立国之本”有着深刻的认识。年届35岁的金善宝来到农业发达的美国,惜时如金,他放弃常规的学位攻读,从康奈尔大学转到明尼苏达大学,一边学习,一边研究作物育种。归国之后的金善宝,长期从事农学科研与教学,对于小麦的分类和育种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留欧路上,先后来到法国留学的何鲁与严济慈是一对师生。1919年,何鲁以优异成绩成为里昂大学第一个获得科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1927年,得到恩师何鲁资助、在巴黎大学学习的严济慈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精确测定石英压电定律“反现象”的科学家,也是第一个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19年,五四运动汹涌澎湃,何鲁按捺不住爱国激情,放弃国外的优裕的工作条件,回到中国。何以报国,何鲁回首西方文明的崛起,反思中国历史,人才是第一位的,何鲁在思考中完成了科技救国与教育救国路径的并轨。由南京高师(1923年,南京高师并入东南大学,北伐之后东南大学更名为中央大学)讲台,何鲁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教学生涯。20年代伊始,中国教育大改革。高等学校渐具规模,健全建置,为何鲁参与教育革新提供了平台。作为一代数学大师,国民党政府的6位部聘教授之一,何鲁对于中央大学数学系的建设,对于西方近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早期科学社团的建设,对于中学教学教改和课程建设,对于科学人才的培养(物理学家严济慈、吴有训、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化学家柳大纲、数学家吴文俊、吴新谋等都曾受业于他)均作出了十分积极的贡献。青年才俊严济慈归国之后,很快成为沪宁地区名噪一时教授。但他志在科研,毅然放弃高薪,再赴巴黎大学光学研究所和法国科学院电磁铁实验室进行科研,期间学术成果累累。归国之后的严济慈,先后领导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创建镭学研究所,开创了中国的放射化学研究,尤其是对郑大章、钱三强、杨承宗等三位优秀的放射化学和核物理科学家的培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0-1934年期间,社史人物涂长望与王淦昌分别留学于英国与德国。前者在即将取得利物浦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之际,应竺可桢邀请回国。归国之后的涂长望任职于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长期潜心于气象科学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中国战区的空军飞行。在中国气团和锋面、中国气候和东亚环流研究和应用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气象事业的奠基人。同期的王淦昌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他心无旁骛,刻苦钻研,终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跻身于世界科学的前沿。归国之后的王淦昌,自上世纪40年代起,在长达40多年的岁月中,几乎每十多年就有一项世界级成果和重大发现。王淦昌作为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
以上世纪初的留洋潮为切入点,以社史人物在日本、美国、西欧的学习经历作为考察起点,继而追踪他们学术与职场的成功轨迹,由社史人物探讨的这一新视角,我们可以感悟到:第一,欧洲,尤其是英、法、德三国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故乡,现代化的起源地,上世纪前后,现代化浪潮向全球蓬勃推进,欧洲外围的日本、美国开始雄起,尤其是美国后来居上,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以及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领头羊。当此之时,留洋潮在中国急剧升温,日本、欧洲、北美,次第成为先进的中国人留洋学习的三大中心。社史人物普遍经历这一大潮的历练。其主旨就是学习西方最先进的思想、科学、实业、教育及文化技术,以拯救危难之中的祖国。因此,在祖国需要的时刻,他们无一不是义无反顾,返回祖国,报效祖国。浓厚的爱国精神是社史人物在海外刻苦学习的最大动力,他们在海外的优异成绩成为国人的骄傲,也使国人的形象得到提升。归国之际,适逢抗战形势的紧张演进,社史人物无不学以致用,将所学服务于抗战,诸如涂长望、李士豪、严济慈、金善宝等均以各自的研究专长为全民族抗战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二,20世纪2、30年代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演进的一个高峰,在科技、实业、教育文化方面的发展、革新中,有着社史海归人物的杰出贡献。因此,社史人物又绝不仅仅是爱国者,他们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者。社史人物在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条件下,在中国极为简陋、恶劣的科研条件下,在极为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取得诸多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的尖端科技成就,实属难能可贵。他们的成就,不仅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抗战奠定胜利的技术文化基础,也为现代化的未来发展准备了技术与人才条件。社史人物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参与,体现他们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追求卓越、勇于超越的勇气与毅力。第三,社史人物在20世纪上半期于高校建制、院系设置、教育革新等人才培养方面的努力,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教育事业是一项百年树人的事业,社史人物在教育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为以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奠定了人才与研究的基础。社史人物于其中所体现出来的远见卓识,令人赞叹。
由上述视角,系统性展示社史人物在现代发展中的形象、作用以及其中所深深浸润的社史人物的伟大精神,对于“同心”品牌建设大有裨益。对于今天的九三同仁来说,参政议政固然责无旁贷,但尽业爱岗,恪尽职守,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应是最基本的考量。这就需要我们弘扬九三学社的优秀传统,学习社史人物的爱国精神,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的精神,追求卓越、敢于超越的精神,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凝心聚力,形成统一战线旗帜之下的大联合,参政议政,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在中共领导之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与执政党肝胆相照、共同奋斗、同心同行。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百度.百科.人物.许德珩.严济慈.何鲁.涂长望.王卓然.金善宝.梁希.潘菽.王淦昌
百度.贴吧.均州名人.记忆中的孟宪章
社会科学研究.2010.2.王京强.张雪岩与抗战时期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九三中央.历史回眸.资料文库.金善宝.风雨同舟忆当年
九三中央.历史回眸.资料文库.张雪岩和他创办的《田家》半月报.
党史传奇.2008.11.张文丽.许德珩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轨迹
民主与科学.1995.4.吴藻溪事略
秦楚网.孟宪章.十堰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